我猜不少小說家都被問過這樣一個問題：你故事里寫的是不是自己？

當一個作者打算開啟一次虛構，總要思考如何選擇合適的人稱及視角，以適配不同的情節與表達需要，在小說集《挺什么》中，似乎不存在這一步驟。作者統一使用第一人稱進行敘事，而不同篇目中的“我”存在形象與處境的相似性，讀完整本書后，所有的“我”匯聚為一個抽象的“我”，這個“我”又和作者本人危險地聯結在一起。

我之所以使用“危險”這個詞，是因為傳統敘事下作者總是要將自己和筆下人物區別開，否則就顯得不專業，但鑒于趙挺在《上海動物園》中已經寫道：“作為一個寫作者，我從來沒有考慮過‘偉大的文學性’。”他主動彌合了自身與小說人物的差異，將自己定義為“偽作家”，作為讀者，我們只好停止在這個問題上打轉，直接進入這本書建構的故事宇宙中來。

在這個宇宙中，你隨處可以發現游蕩者，他們身上具有強烈的無目的性，常常以一種漫不經心的態度面對具體的生活，并對更遙遠的世界充滿興趣。比如在《復活節島計劃》中，人物就自述“我是一名‘神秘世界地區研究者’，專門研究世界上各種稀奇古怪的地方，唯一不了解的就是我家周圍兩公里。”如果這個世界上存在所謂的人生之道，其含義大概是要扎根于現實，設置清晰的目標和人生計劃，并為此不斷努力，最后通向一種可以為世俗判斷的成功或失敗，但《挺什么》將這些都消解掉，“生活”變形了，在趙挺筆下呈現出一種模糊性和荒誕意味。

《赤地旅行》中，主人公“我”和朋友貝殼雖然有出發的動作，但卻在較短時間內密集經歷意外事件，從房子著火親人去世，到遭遇拖車司機敲詐，再遇到跳樓自殺者、持刀搶劫者，這些情節好似隨機發生，打破了讀者對世界秩序性的預期，我們由此可以明白這個故事宇宙是超現實的。對于這些可能帶有“苦難”色彩的事件，人物竟然在談論流星雨，討論如何寫好一個關于人魚的故事。言語和當下拉出遙遠的距離，這是一種讓人著迷的敘事，好似降下透明玻璃罩，讓我們得以與沉重和嚴肅短暫隔離，放肆一把，輕盈一刻。

趙挺/著，上海文藝出版社

本書中的人物，實際上帶有憂傷的底色。在心理學領域，有一種被命名為“解離”的狀態，進入這種狀態的人會感到自己與身體或周圍環境產生一種不真實的分離感，仿佛自己只是一個旁觀者，對應到文學敘事里，很接近加繆的《局外人》。這篇小說有一個十分經典的開頭：“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主人公默爾索似乎對親人之死表現得無動于衷，死亡事件未曾激起他強烈的情感反應，從基本人性來講，這顯得荒謬，而在《挺什么》中，我嗅到了相似的氣息。在《海嘯面館》中，面對奶奶的離世，“那一天深夜，我從沿海公路回來，開心地吃了一只漢堡，之后繼續和奶奶告別。我們守夜的時候，除了靠著對奶奶的愛和悲傷以外，還靠著幾副撲克牌。”在喪葬中，“我”所觀察到的是虔誠的大嬤嬤在念誦中傳來呼嚕聲，而兩天過后，媽媽就重新坐上了麻將桌。

這是一種難得的不回避，作者將這些描寫出來，并非為了做道德批判，而是在呈現一種生活的原生態。《海嘯面館》中的“我”，在絮語中建構自己與奶奶的情感聯結，這份聯結毫無偽飾成分，“我”在守夜的莊嚴時刻去押注賭球，但這不影響“我”想到，“要是奶奶還活著，我就會拿著押贏的錢，穿過幽長的弄堂，排很長的隊去給她買最愛的豆酥糖……”由此我們得以拆開人物的輕描淡寫，在這份戲謔中窺見真情。“解離”狀態通常出現在一個人遭遇重大創傷事件的當下與之后，屬于一種自動觸發的心理保護機制——請注意，這意味著這個人已經體驗過強烈的情感震動了。假如帶著這個設想來看《挺什么》中的主人公們，會發現他們不是對現實無動于衷，更不是情感冷漠，只是選擇了一種更適合的方式來應對。人物的情感壓縮為一條細小的水流，敘述的方式有很多，可以沉郁頓挫，也可以舉重若輕，趙挺是后者。

憂傷而孤獨的人們，頭上籠罩著的是什么？《挺什么》中頻頻出現突然消失的人：《荒蕪太平洋》中不再接聽電話的老槍，《青年旅館》中不再回來的冠明哥……他者的出現和消失顯得邏輯不明，映射著主人公內心的虛無感，又讓現實世界和幻想世界勾連起來，敘事變得更加可疑。不僅如此，在《挺什么》中同樣頻頻出現對危機的暗示，有時候是小行星襲擊地球，有時候是外星人來襲。似乎在他的故事宇宙中，人類常常籠罩在某個未知和龐大的威脅中，又因其太過龐大，顯得無從抵抗，甚至無人在意——這些超現實的背景下，趙挺所描寫的還是真實世界的蕓蕓眾生，他們不完美，甚至不善良。在未名的陰云下，人們依然在生動地活著，而他們正是作者深切體驗過外部世界的變化，始終關心著普通人生存境遇時，設下的錨點。

作為讀者的我很喜歡《朋克大佛》的敘事形式，貝塔星人與“我”進行了幾輪問答，問題是荒謬的，而回答更是牛頭不對馬嘴，到了故事最后，甚至“我”的被帶走和講述內容毫無關聯，這看上去離我們很遠，實際上生活中的突變正是如此降臨的。故事最后，貝塔星人說“你們分死活，我們不這么分。”這句話直指一個問題：如果世界是荒謬的，命運如此無常，人和人之間甚至無法有效溝通，那么究竟用什么界定我們對生命的真正參與？我想答案就在謎面上，就是講述。

在《挺什么》中，不存在人物的強動機、強欲望，也取消掉發生、發展、高潮和結局的基本敘事結構，人物游蕩著，每一天的無聊正是意義本身。如果說其中有什么是最重要的，我猜是吃飯。吃，貫穿了整本小說集，故事中的人物總對吃飯保持著認真態度，小籠包、餛飩、海鮮面以及更多其它食物，它們無需高端，但不可缺少，這就像我們小時候看TVB最耳熟的那句臺詞一樣：“做人吶，最重要的就是開心，你餓不餓啊，不如我煮碗面給你吃啊！”

我們可以做融入主線敘事的人類，也可以整天晃悠思考人生的終極意義，然而不管怎樣，總歸要吃飯，這就是屬于我們每個人的錨點。因此，當我在《上海動物園》開頭讀到“我挺喜歡王小波、加繆、塞林格，也挺喜歡炸雞腿、麻辣燙、熱咖啡。我只想賺點錢，以此舒服地度過每一個管他是陰郁還是燦爛的下午”時，感覺萬事萬物也并沒有想象中那么復雜，吃完飯后，我們還可以游戲人生，像個孩子般饒有興味，去旋轉生活的萬花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