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美國將產業持續向日本乃至亞洲轉移,這股浪潮讓日本經濟迎來騰飛,但也埋下了過度內卷的種子。
如今,日本竟從“過勞死大國”成功轉型,隨處可見員工享受休假和福利,加班時間大幅下降。優衣庫推出上四休三的工作制;曾經因過勞死事件飽受詬病的電通,如今到點拉閘強制員工下班;三井住友銀行給新人月薪增加5萬日元;愛信精機更是開出入職即給百萬日元的優厚條件。
這背后究竟發生了什么?對我們又有哪些借鑒意義?
上個世紀末,日本經濟泡沫轟然破裂,無數企業陷入困境,曾經備受推崇的終身雇傭制土崩瓦解。彼時的東京街頭,就業形勢急轉直下。
曾經每100個大學生中有81個能順利找到工作,到了2003年,這個數字銳減至55人。僧多粥少的局面,讓失業潮洶涌而來,也將日本人徹底逼成了“加班機器”。在這種環境下,“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成為現實寫照。
十年后,四成日本人每天睡眠不足6小時,日本的平均工作時長躍居全球最高。高強度的工作壓力下,悲劇不斷上演。2016年,一位年僅24歲的女大學生入職日本廣告巨頭電通,短短九個月,因每月加班130小時,每天僅睡2小時,最終不幸離世。
這一事件在日本社會引發強烈震動,公司CEO不得不引咎辭職。2018年,該事件被拍成紀錄片,再次將日本的過勞死問題推上輿論風口浪尖。民眾這才驚覺,此前五年,日本全國至少發生了368起過勞死案例。
面對愈演愈烈的加班亂象,日本全社會終于達成共識,開始尋求改變。2016年,日本推出改革法案,明確規定員工超時加班,雇主將面臨判刑,情節嚴重者最高可判半年,同時處以罰款。
此外,日本還大力倡導員工午休30分鐘。企業也紛紛響應,有的公司設立戰略臥室,為員工提供休息場所;有的發放早睡獎金,鼓勵員工規律作息。
在政府與企業的共同努力下,成效顯著。如今,日本人均每天工作不到8小時,創下26年來的最低紀錄。但日本社畜能走出加班文化,并非僅僅依靠社會輿論和企業自覺,勞動力市場供需關系的反轉才是根源所在。
經濟的下滑讓日本年輕人對未來充滿迷茫,越來越多人選擇躺平或陷入內卷,生育率持續走低。日本人口出生率從90年代的11‰一路降至現在的6‰,勞動力人口較90年代減少了10%。
勞動力的短缺,讓就業市場形勢發生巨大轉變。去年,日本大學生就業率高達98%,企業之間甚至開啟了“搶人模式”。
看著日本企業如今的搶人畫風,是不是讓我們倍感熟悉?當下,我國同樣面臨著出生率走低、打工人疲憊不堪的困境。周末要么在加班,要么只想躺平,拖家帶口的更是只能咬牙堅持。不過,辦法總比困難多,日本的經驗為我們提供了思路。
在法律層面,日本推出的超時加班雇主判刑、罰款的法案,明確了企業責任,對遏制過度加班起到關鍵作用。中國可進一步完善勞動法律法規,細化對企業違法加班的懲處措施,加大執法力度,形成強有力的法律威懾。
例如,對于長期違規要求員工超時加班的企業,不僅處以罰款,還可限制其招投標、信貸等經營活動,倒逼企業規范用工。
企業管理方面,日本企業設立戰略臥室、發放早睡獎金等做法,體現了對員工關懷的創新嘗試。中國企業可以學習這種思路,優化內部管理制度,營造健康的職場文化。
勞動力市場調節上,日本因勞動力短缺倒逼企業改善用工環境的經驗值得關注。中國雖人口基數大,但隨著老齡化加劇和生育率下降,未來也可能面臨勞動力結構變化。
當下應未雨綢繆,通過政策引導,推動產業升級,提高勞動力素質,避免陷入低水平的“加班競爭”。同時,借鑒日本企業的“搶人”策略,引導企業提升薪酬待遇、優化工作環境,以吸引和留住人才。
此外,日本全社會形成的反加班共識,促使政策有效落地。中國也需要加強宣傳教育,提升公眾對合理工作時間的認知,鼓勵員工維護自身權益,形成政府、企業、社會共同參與的反內卷合力。
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在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與我們有著諸多共通之處。他們走過的路,我們或許正在經歷,從他們的動漫、偶像,到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經驗教訓,都值得我們深入總結學習。我們在借鑒其經驗的同時,也應結合自身國情,探索出適合自己的反內卷之路。
素材源自@直男財經